国家应以什么为课税对象?我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发表了许多意见。由于各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对征税对象的选择也不同。议论纷呈，丰富多彩。

    一、孔子主张征人力税和收益税

    孔子推崇周代以人力和收益为征税对象。他说：先王制定的税制是“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；赋里以人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。”就是说，征用民力耕种公田而考虑距离的远近；向商贾征税而考虑收益的多少；征调徭役而考虑年龄的差别。他认为这种税制比较合理。

    二、孟子主张“助而不税”

    孟子是单一的课税对象论者，只同意征劳动力助耕公田，否定其他的课税对象。《孟子.公孙丑》中载：“市，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，则天下之商皆悦，而藏于其市也；关，讥(稽)而不征，则天下之旅皆悦，而愿出于其路矣；耕者，助而不悦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之于野矣；廛，无夫里之布，则天下之民皆悦，愿为之氓矣。……如此，则无敌于天下。”这段话是说，对行商坐贾不征关市税，对农民只征劳役助耕公田而不征税，对无职业的和宅地荒芜的人免除课税，这样就能取得天下所有人的欢心，并吸引远方的人民归附。取得了民心，就无敌于天下。

    孟子反对向商人课税，对商税的产生作了新的解释。他说：“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，必求垄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罔市利。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之。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(《孟子.公孙丑下》)。在他看来，最初向商人征税不是为了取得财政收入，而是为了制止卑贱的商人垄断取利，以维护集市贸易的正常发展。

    三、周朗、王夫之主张以人定税

    我国征人头税很早。战国时，商鞅就提出“以其食口之数赋而重使之”(《商君书.垦令》)。秦汉时期，人头税较重。大人小孩都征。曹魏开始，改为按资产分户等为主要课税对象。南朝的周朗亦提出：“取税之法，宜计人为输，不应以资”(《宋书.周朗传》)。

    王夫之认为，以人定税合理。因为“不论客户、土著、细耕、自耕、工商、游食”，都是国王的臣民，都应尽纳税义务。“一令稍有输将，以供王民之职”。他认为以田定税会妨害农业生产。所在提出：“惟民以收租(税)，而不度其田”(《读通鉴论》卷十四)。

    清代的邱家穗认为，以人定税有两点好处，一是征税面宽，“人无贫富，莫不有丁身可役。”二是有利于惩懒。认为征人头税可以强迫懒汉劳动。以人定税论者忽视了按能力负担的原则。资产少人口多的民户即使终年勤劳也难以负担繁重的人头税。正因为人头税不合理，所以最终被淘汰。

    四、杜佑、马端临主张以土地定税

    历史上主张将土地列为课税对象的人很多，而将土地作为唯一征税对象的也不乏其人。如唐代的杜佑主张只以土地资源为课税对象。他说：“古之有天下者，未尝直取于人。其所以制赋税者，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税”。这里的“衡”指山林，“虞”指水泽。由于“唯田及泽可以制财贿”，所以只应将它们作为课税对象。至于工商业，本不应作为课税对象，为了防止人们放弃农业这个根本行业而去从事工商业，就通过征工商税加以调节。就征税对象的选择而言，“历代至今，犹计田取租税”(《通典.食贷阂.赋税》)。

    元代的马端临也认为，“赋税必视田亩、乃古今不易之法”(《通考.田赋三》)。他反对按人按户课税。认为贫民和富豪不加区别地一样纳税，是不公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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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五、杨炎主张以资产定税

    我国征资产税较早。在秦汉以前，资产税一般是以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为征课对象。至汉代才将现金、牲畜、车船等动产纳入财产课税。此后，财产税在赋税中的比重逐步扩大。唐前朝，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了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。唐中期，在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难以推行的历史条件下，杨炎向德宗建议，实行资产为宗的两税法，即不分土户、客户、农民、商人，一律按资产的多少征税。赵赞也曾提出：“计钱每贯税二十，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”(《旧唐书 .食货志下》)历史上赞成以资产定税的思想家较多，认为此税的好处是税负与负担能力挂勾，比较公平合理。

    六、严复主张以“余财”定税

    所谓以余财定税，就是收入扣除“养民之财”、“教民之财”后的“余额”作为课税对象。近代的严复提出了这一观点。他说：“国家责赋于民必有道矣。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，必其一岁之人，有以资口体、供事畜而有余，而后有以应国课。”“有余而取之，于民生为无伤，亦于国财为不耗”(《原富》893、848页)。此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。

    七、孙中山主张征直接税

   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主张征直接税。认为征直接税最公平。他说“用累进税率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，……资本家的入息极多，国家直接征税，所谓多取之而不虐。从前的旧税法，……完全取于一般贫民，资本家对于国家，只享权利，毫不尽义务，那是不公平的”。他还提出向地主征地价税，土地涨价的部分收归公有。政府可以获得大宗收入。直接税满足了政府的财政需要，“一切杂税”就“可以豁免”。一般贫民就没有纳税的痛苦了(《民生主义》)第一讲、第二讲)。这表明孙中山先生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选择征税对象的。

    以上是主张以某一种或某一类物品为课税对象。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大多是多税并存。主张以多方面为课税对象组成复合税制的人也很多。

    八、《周礼》等主张多税并存

    《周礼

    继《周礼》以后，主张多税并存的人很多。如商鞅，除主张征土地税、人头税外，为了达到重农抑商的目的，提出“重关市之赋”。为了节约粮食，抑制酒肉消费，提出“贵酒肉之价，重其租”(《商君书.垦令》)。王 莽主政时，除征资产税、人力税、工商税外，还征所得税。据《汉书.食货志》载，所得税征收的范围较广。规定：从山林水泊中猎捕鸟、兽、鱼、鳖等及放牧牲畜的；妇女采桑养蚕、织布和缝补的；工匠、医生、祝巫及从事技艺或贩卖的；街市、店铺、区巷、客店中做生意的，都要向所在的县府呈报经营收入。“除其本，计其利，十一分之，而以其一为贡。”即计算纯所得，按十分之一纳税。

    主张多税并存的人，对主体税种的选择往往不一致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主体税种不断变化。

    至近代，主张更新税制扩大征税对象的人更多。台北洋政府时期的财政总长周学熙提出，应开辟新税，改变原有赋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，即在原有税种的基础上，增设印花税、遗产税、所得税三种新税。他说：“印花税和遗产税，“对于行为而征收，即为中国向来未有之税目，而又无重复可虞。开征新式所得税，实行累进征课，与公平之原则既符，而亦易达普及之目的”(贾士毅《民国财政史》上册第148-149页)。他的主张虽有为袁世凯政权聚敛财政收入的一面，但确实有利于税制的发展和结构的改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