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朝武德七年(公元624年)四月，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，保证租税收入，颁布了“租庸调法”，实行“据丁征税”，即对人丁征收数额相等的税收。在大量自耕农存在的情况下，封建王朝用“租庸调法”来保障租税收入，起了一定作用。但此后，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化，社会动荡，特别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自耕农被迫典田卖地，土地日益集中，户口户籍破坏严重，按丁征收的“租庸调法”越来越丧失其存在的基础。德宗寻中元年(公元780年)，宰相杨炎提出了著名的“两税法”，改变了“租庸调”据丁征税的作法，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。它的基本内容有： (一) 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的总税额，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； (二) 土著户和额居户，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，依照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； (三) 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，夏税限六月纳毕，秋税十一月纳毕； (四) “租庸调”和一切杂捐、杂税全部取消，但丁额不废； (五) 两税依户等纳线，依田亩纳米粟，田调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，均平征收； (六) 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，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。

　　“两税法”的显著特点在于，它改变了租税徭役据丁口征收，租税徭役多出自贫苦的劳动群众头上的作法，它以财产的多少为计税依据，不仅拓宽了征税的广度，增加了财政收入，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，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税收负担，这对于解放生产力，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，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但是，“两税法”实施不久，又告失败，这可从《无名税》中看出。

　　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《无名税》诗，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税收制度和衰败剥削劳动人民作了生动的写照，同时对“两税法”的产生、发展、消亡也作了精当的剖析。诗文如下：

　　厚地植桑麻，所要济生民；
　　生民理布帛，所求活一身。
    身外充征赋，上以奉君亲；
    国家定两税，本意在忧人。
    厥初妨其淫，明敕内外臣；
    税外加一物，皆以枉法论。
    奈何岁月久，贪吏得因循；
    浚我以求宠， 索无冬春。
    织绢未成匹，缫丝未盈斤；
    里胥迫我纳，不许暂逡巡。
    岁暮天地闭，阴风生破村；
    夜深烟不尽，霰雪白纷纷。
    幼者形不蔽，老者体无温；
    悲端与寒气，并入鼻中辛。
    昨日输残税，因窥官库门；
    缯帛如山积，丝絮如云屯。
    号为羡馀物，随月献至尊；
    夺我身上暖，买尔眼前恩。
    进入琼林库，岁久化为尘。
   
　　由此可见，劳动者在封建剥削制度下，“所要”、“所求”、仅仅是“济生民”，乃至“活一身”。“身外”之物，即生存必需以外之物，要项奉君王。这充分暴露了在剥削制度下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剥性。在“两税法”实施初期，唐王朝为维护其严肃性，防止在执行过程中，擅自滥增税目税额，明令官吏不得在税法规定的范围之外，私自额外附加征收，否则作为枉法论处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仍在两税定额之外敲诈勒索。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，在正税之外用“羡馀”的名义，向上级官吏直至皇帝进贡。沉重的苛捐杂税，使劳苦人民陷入了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。这种额外的苛捐杂税，也就是白居易将诗命题为《无名税》的由来吧。“两税法”实际上是失败了。